最近，一个100元的包在新加坡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贫富悬殊。

本月早些时候，17岁的新加坡少女ZoeGabriel在抖音上发布了一段视频，分享了她的“第一个奢侈包包”:一个CharlesKeith的手提包，是她父亲以79.90新元(约合410.77元人民币)的高价买的。

这个帖子和佐伊随后的帖子现在已经吸引了数千万条评论和超过2000万次观看，并像滚雪球一样变成了关于新加坡阶级和社会不平等的更广泛讨论。

一、一个包包引发的社会讨论

CharlesKeith是新加坡的中档品牌。在中国，我们一般称它为“小CK”。它曾经是深受年轻人欢迎的时尚品牌，在印度、泰国等国家仍然很受欢迎。

但是在新加坡，到处都是著名的商场，客观来说CharlesKeith也不是奢侈品，所以Zoe的帖子很快就引来了一些轻蔑的评论。

一位语气刻薄的用户评论道：“称之为奢侈品和称快餐店为高档餐厅是一样的。”

佐伊家里有四个孩子。她是老板。面对一句“有人告诉她(真相)了吗？”她选择了一个视频来回应：“我从小到大都不多，家里也是。对你来说，一个80美元的包可能不是奢侈品，但对我和我的家人来说，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这段视频回应后，佐伊收获了很多积极的鼓励。抖音上的粉丝数量暴涨，现在已经超过20万，CharlesKeith等品牌也纷纷送礼物给她。

佐伊的家人于2010年从菲律宾搬到新加坡，他们告诉媒体，尽管她受到了网上支持的鼓励，但当有人批评她是一名机械工程师的父亲时，她感到“不知所措和悲伤”(她后来删除了这些评论)。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人们很难理解（这个包）对我来说，在情感和金钱方面意义重大，”她说。

这场讨论甚至已经波及新加坡政治生活的高层，即将成为该国下一任领导人的现任副总理黄循财在一次演讲中提到了这一事件，他敦促新加坡人不要过分关注地位和社会声望。

二、新加坡的阶级问题

作为一个经历过种族骚乱的多民族多元文化国家，新加坡一直最关心的是维护种族和宗教的和谐。任何伤害种族或宗教感情的人都将受到严惩。

但在2018年，促进种族和谐的机构OnePeople.sg进行了一项研究，将阶级分化确定为该国最具分裂性的潜在断层线。此前，当地著名的智库政策研究所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这个给公务员提供极高薪水的国家，也是一个阶层分化极其严重的地方。闪亮的公寓和高耸的外墙，与老年人和蓝领家庭居住的一室酒店式公寓仅一箭之遥。这里不是每个人都能买得起CharlesKeith的包。

去年，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二三十岁毕业生的收入中位数为每月4200新元(约合21583.56元人民币)，是中等教育或以下学历毕业生工资的两倍多。相比之下，一名清洁工今年的收入预计在1570新元(约合人民币8068元)至2210新元(约合人民币11357.06元)之间。

飙升的通胀也浮出水面，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冲突以及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的上涨加剧了通胀。最近商品及服务税上调了1%，明年还会上调，这也会推高鸡蛋、新鲜蔬菜等生活必需品的成本。

飙升的房地产价格为——，甚至理想社区的公共住房公寓在转售市场上也能卖到高达100万美元，加剧了人们对社会不平等的担忧。

去年，经济学人智库将新加坡与纽约并列为世界上最昂贵的城市。

三、中产阶级国家

虽然贫富的悬殊差距依然存在，不过大部分新加坡人认为，他们的国家主要国民是中产阶级。

55岁的著名律师阿德里安坦指出。这是因为几乎80%的人口居住在高质量的公共住房中，很容易获得良好的宽带网络和系统的教育。

谭先生在社交媒体上写了很多关于他卑微出身的文章。他曾经住过“小公寓”，这是这个国家最早的公共住房项目之一。他在没有电话和电视的情况下长大。

他告诉媒体：“新加坡人习惯于比较物质地位的微小差异，（并）根据财富积累水平相互评判。”

他说，嘲讽的评论者只是觉得佐依对一些新加坡人认为的奢侈品是什么这一“广泛共识”一无所知。

“那些买得起CharlesKeith包包等消费品的人不会认为自己特别有特权或富有，”他补充道。

战略政策咨询公司BowerGroupAsia的NydiaNgiow提到了上世纪90年代臭名昭著的“5C”口号，当时新加坡人渴望现金、职业、汽车、信用卡和公寓。她说，很难改变这种态度，“尤其是对那些近几十年才体验到新加坡繁荣的年轻一代来说”。

她说，社会平等的理念在年轻人中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共鸣，这一点在最初的社交媒体风暴

谭先生还指出，虽然新加坡人对穷人的困境“非常敏感”，但他们对结构改革和最低工资等概念不太感兴趣。“总的来说，新加坡人对他们所建立的社会感到满意。这里的态度是‘如果没有破产，就不要改革’，”他说。

尽管如此，官方仍热衷于干预这种阶层的分化问题。

2018年，李显龙总理警告说，精英学校——那些只对成绩最好的学生开放的学校——有成为“自我延续的封闭圈子”的危险，而教育部长王乙康则表示社会流动性已经下降。

“尽管现在可以获得更强大、更好的支持，但是对于那些仍然无法实现上升的家庭，我们发现，他们的处境比过去的贫困家庭更加可怕和具有挑战性，”谭先生说。

新加坡政府已经将年度国家预算的三分之一以上用于教育、医疗保健和住房。在大流行期间，它还投入了近59亿新元（约3031亿元）用于支持工人、企业和家庭的措施。

最近的纠正措施包括向新加坡家庭发放数百美元的代金券，用于购买杂货和日常开支，以抵消商品及服务税的上调。

兼任财政部长的黄之锋表示，富人未来可能要缴纳更多税款，并提出了征收财富税的想法。

与此同时，佐伊对社交媒体风暴及其后果保持乐观：“我喜欢住在新加坡，我认为这（次舆论事件）并没有以不好的方式改变我的看法，”她说。“这提醒我，总会有人不同意你的看法，我们无法取悦所有人。”

来源|译言（ID：yeeyancom）

作者|译言；编辑|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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