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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国强

没有固定的翻译方法，也不必为同一原文不同译名引起的讨论甚至“骂”而大惊小怪。几乎没有一个翻译是100%正确的，难免引起争议。然而，冯唐的《飞鸟集》英译本对读者来说是不可原谅的，译者颠覆了普遍的翻译原则，不仅是对原作者的亵渎，也是对中国读者的亵渎和鄙视。

著名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说过：“翻译是一项复杂而又富有吸引力的任务。”他还引用了IA理查兹的名言：“翻译可能是宇宙历史上最复杂的活动。”奈达研究《圣经》的翻译，翻译自然是他的使命。同时，翻译是一项复杂的活动，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不太清楚无数的源语言代码是如何在翻译过程中变成人脑中的目标语言代码的。这个过程的复杂程度超乎我们的想象，科研也无能为力，至少目前是这样。

但是奈达为什么说翻译有吸引力呢？努力几天，几十天，甚至几百天，怎么会有诱惑力？这样看来，翻译中一定有一些不为外人所知的乐趣。比如三藏法师的翻译是普度众生；徐光启的翻译是介绍科学；严复的翻译是拯救中国；鲁迅的翻译是改造国民性；还有林纾的翻译，不仅能打消亡妻的念头，还能把翻译变成“造币厂”。也有以传播文学为目的的翻译家，如杨、葛浩文、还有《无罪找枷扛》的译本，比如小甘、温洁若的《尤利西斯》译本，经不起出版社的劝说。此外，也有以炫耀技巧为目的的翻译，如许渊冲对毛泽东诗歌的翻译。最后，冯唐的“病理翻译”，他最初的目的一定是炫耀自己的技巧，“且不说我的中文有多有才，也不说我的英语有多好，但很可能比你的好得多。”(见《这个世界的宽容度和审美令我失望》，以下简称《失望》)但最终，他翻译的泰戈尔的《飞鸟集》引起了轩然大波，被大多数读者斥为“亵渎”，出版社被迫收回印刷的诗歌，甚至有印度人想“杀死”他，因为“有人在亵渎他们的文化使者”。(参见《失望》)

其实没有固定的翻译方法。同样的原文，不同的译文所引起的讨论甚至“骂”也不必大惊小怪。几乎没有一个翻译是100%正确的，难免引起争议。也许三藏法师是唯一的例外。到目前为止，没有人批评他。原因可能是后人找不到原文，无法比较。即使他们找到了，他们也看不懂。其他译者，如鲁迅，受到梁实秋的批评，也引发了翻译史上的一场争论。杨译《红楼梦》被钱钟书私信贬损。钱说杨的译文不如霍克斯的好，言外之意是杨的译文不值得一读。“文革”期间钱钟书翻译的毛泽东诗歌遭到朱光潜的批评，朱光潜提出了15000字的修改意见。《尤利西斯》的另一位译者在其英文出版的专著中严厉“报复”了萧乾夫妇，这一点大陆读者可能并不知道。葛浩文翻译的《狼图腾》也受到了作者蒋蓉的质疑。更不用说严复和林纾了。虽然上面的讨论中不乏“学者相轻”的成分，但还是以学术为基础的。

但是，冯唐《飞鸟集》的英译与上面的翻译大相径庭。诗歌的发表引起了绝大多数读者的愤慨，进而对其进行了批判。他们反复引用冯唐译本中的一句诗：宇宙在爱人面前解开胯部的扣子，像法式接吻一样长，像诗一样纤细。英语好的读者也知道，原诗的“面具”被冯唐改成了“裤裆”，还得“解开”。读者无法原谅这种不计后果的无厘头翻译，译者颠覆了普遍的翻译原则，这不仅是对原作者的亵渎，也是对中国读者的亵渎和鄙视。很明显，这种拙劣的翻译是冯唐故意为之。他用离经叛道的方式颠覆、破坏、瓦解、摧残、贬低了印度伟大诗人泰戈尔的人格和诗歌。冯唐对此并不避讳，还颇为得意。在一次专访中，冯唐说：

我想，世界对着它的爱人，摘下了它那庞大的面具。坦白说，不直接。泰戈尔想表达的可能是，在爱人面前，在爱人面前，世界可能是一个人，可能是一个真的所谓的世界。如果假设男女之间是有爱情的话，其实脱胯更好让人理解他的意思。其实人也是一个人去见一个爱人比较好。(参见《失望》)

读者对冯唐并无恶感，即使他执迷于丑，自恋，自以为是。读者批评的是他的“病态翻译”现象。读者的批评恰恰说明他们的审美没问题。他们允许“你有你的声音，我有我的声音”，不反对冯唐的“合格翻译”，但不能接受冯唐对其他译者的贬低。

冯唐的《裤裆逻辑》真的很爽，因为从来没听过。是不是「一个人去看情人」一定要「解开裤裆，你才能真正看到他的本质」？你不能解开衣服吗？不会，因为这也和冯唐所谓的审美观有关。冯唐说：“如果你认真看过我的译文，认真看过郑振铎的译文，认真看过泰戈尔《飞鸟集》的英文原文，如果你还说冯唐的译文毫无用处或者远非完美，我只能说这个人的审美严重有问题。”然后他感慨道：“我发现中国人的审美教育比常识教育差，美盲比文盲还多。“(见《失望》)审美有严重问题的是冯唐还是读者？“中国人的审美教育”再差，也不会出冯唐那样丑的翻译家。

值得注意的是，冯唐的话里还充满了霸道：谁不说自己译得好就是“美盲”，谁有“严重的审美问题”，谁就被剥夺了“翻译的自由”。他对读者的批评充耳不闻，不但不反思，反而强词夺理：“已经是这个时代了，民众的一些常识，所谓的宽容，与真正的文明社会相差甚远。你有不喜欢的权利，但你没有让别人沉默的权利。”(见《失望》)冯唐把自己打扮成精英，以启蒙者为比喻，称读者为“人民”，拥抱他。

怨他们不够宽容。其实没人不让他说话，没人不让他翻译，更没人不让他拥抱“裤裆”。不过他不能把“病态翻译”送出去公开出版，更不能暗地里把“裤裆”套在人家泰戈尔身上！这种宽容度还不够吗？

读者对冯唐其人并无恶感，哪怕他再恋丑、再自恋、再自以为是。读者批评的是他这种“病态翻译”的现象。读者的批评正好说明他们的审美是没问题的，他们允许“你有你的声音，我有我的声音”，也不反对冯唐“有资格翻译”，但他们不能接受冯唐对其他译者的贬低：“那些所谓的传统翻译家无非是那个时代的谷歌翻译机。 ”（见《失望》）如果冯唐要写作，那就写好了，没人干涉得了，但他无权删改泰戈尔的原诗。这才是读者对冯唐反感的原因。

在冯唐的“病态翻译”出现之前，读者大多相信穆旦、卞之琳、冯至、王佐良他们的说法：只有诗人才能译诗。我们也以为此乃不二法门，顺理成章，不言自明。所以我们还无法理解著名翻译家葛浩文对诗人译诗的怀疑。他在2014年4月26日的一封信中写道：“只有诗人才能译诗，对这种说法我强烈反对。与帕兹相同，我也相信诗人才是最蹩脚的诗歌翻译者，因为他们感兴趣的是赤膊上阵，但扮演的角色不是译者而是诗人。 ”这话用在冯唐身上再合适不过了。

还好，冯唐不想继续翻译了。他颇为感慨地说：“诗歌翻译，我短期不会做了，太难。 ”（见《失望》）为此我们要感谢他才是。冯唐不是没有可爱的地方。他在《失望》中引用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话：凡赤身裸体做的事，都是爱。这话列成公式后：爱情=裤裆=赤身。加西亚·马尔克斯还说过：“我是背着人翻译的，生怕外人碰上。对我或列奥帕尔迪来说，翻译都不是一条通向光荣的大道。我是在洗澡后休息时翻译的……这次尝试足以使我发现，要与专业译者抢同一份面包，是何等的困难，何等的劳神。 ”

（作者系沈阳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系教授）

郑振铎、冰心翻译的《飞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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