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究竟肇始于燕国都城还是蓟国都城，至今仍是一个大谜。

现在，在北京市西城区西南二环广安门立起了一根纪念柱，上面镌刻着历史地理学家题写的“北京城区，起于思帝，名为纪”的碑文。

然而，考古发现表明，北京房山区刘立河镇有西周早期燕国都城遗址，相当多的学者确认此地为北京的发祥地。

刘立河的燕都遗址和广安门的杜畿石柱相距约百里，可追溯到西周时期。学者各抒己见，让人一头雾水。

更有甚者，在北京市高中历史实验教科书中，《西周初年分封制情况图》中燕国都城被标注为“蓟”就更值得怀疑了。

笔者推测，教科书编者的想法可能是，北京自古以来就被称为“燕京”，而燕国是战国七雄之一，知名度远高于姬国，而当今学者又说姬国是北京的发源地，所以西周初年燕国的都城被错误地命名为“姬”。

关于北京的来历有《双城记》，更因为谜中有谜，疑中有疑，错中有错。我想我们必须弄清楚。

武王初封燕和蓟

根据考古发现，北京的建城时间大致可以追溯到商朝(约公元前1300-1046年)，但考古证据并不充分。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中国通史》说：“燕在殷商时期可能是一个诸侯国。

根据《吕氏春秋音初》用'燕'对《诗商颂玄鸟》中'玄鸟'的解释可知，燕与殷商同属玄鸟图腾系统，是殷人的一个分支。

周在此封，大概是因为他在商朝征服了燕，然后建立了周延国。“白寿彝认为，周朝的燕国可能已经延伸到商朝的燕国。

但当今学者的主流观点并不认为北京始于殷商，因为考古证据和文献研究都不足以支持。

据历史文献记载，颜创建于西周初年。据《史记燕召公世家》:“赵与周同姓，姓姬。灭周武王封召公为北燕。”还有一个《史记周本纪》:“龚宇颜。”

因此，燕国的建立始于周武王(约公元前1044年)，北燕称龚铭。

蓟国也大致始于西周初期。据《礼记乐记》:“吴王归商，未下车，先封黄帝，后封蓟。”

据《史记周本纪》“武王记圣君，是赞神农后焦，黄帝后朱，帝尧后姬，帝舜后陈，大禹后齐。”根据历史记载，蓟国也起源于周武王的赞美和封地。

根据史料可以推断，周武王在商纣王被摧毁后仅在位四年(公元前1046-1043年)。他封燕国，分封冀国。

当两个诸侯国几乎同时在周武王建立时，历史文献中的记载可以相互印证。

但无论是燕国还是姬国的初始封地，都没有史书记载，使得两个诸侯国的位置成为千古之谜。

燕国初封在房山

关于蓟国延续的具体世系，没有历史记载，也没有考古证据。然而，根据《韩非子有度》，“项燕国王(公元前657-618年)以河流为界，蓟为国。”

据史料记载，项燕在位时，燕国的南界是黄河，都城是季承。由此可以推断，蓟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成为燕国的领土。

关于严的国运和家世，史书中有明确的记载。从周武王封燕国开始(公元前1044年)到秦国灭燕国(公元前222年)，燕国历时822年。

然而，直到北京市房山区刘立河镇周初遗址的考古发现，才得到确切的答案。

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th

太保是西周三公之一的重臣，所以赵不能亲自来做燕国侯，所以碑文上写着：“使克侯为燕”，即天子任命克的长子代替其父在燕国做诸侯。碑文与召公被封印在史书中的事实相符。

在墓地西北约300米处，发掘了始建于西周初期的董家林村古城，包括城墙遗迹、宫殿区和祭祀区，城外还发现了排水沟遗址。所以考古结论是，这里是西周燕国早期封建的都城。

关于刘立河河岩斗遗址的年代界限，考古发现到西周晚期，岩斗遗址城的护城河已经淤塞，失去防御功能；城址没有出土高等级的遗物，墓地也没有高等级的大中型墓，只有小型墓。

可以推断，刘立河燕都遗址的城市功能在西周晚期发生了变化，从燕国的都城变成了一般的居住区。

因此，刘立河遗址在西周早期和中期被用作燕国的首都，该城最终在西周晚期被完全废弃。

关于遗址废弃的原因，没有史书记载。可以推测，董家林古城，刘立河的首都，在它最初关闭的时候，受到冷落，直到它变成一片废墟。

但是，燕的新都究竟迁到了哪里，史书中只是片段性的记载，只有串联起来才能看出大致的脉络。

燕国都城多变迁

综合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在822年的历史上，燕国曾建有五都。西周初年(公元前1044年)，召公被封在颜地(今北京市房山区刘立河镇遗址)，这是燕国的第一个封地。

据文献记载，春秋初期，燕桓侯(公元前698-691年在位)迁徙。

历经数次对河北容城县晾马台镇一带的考古发掘，所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铜壶、铜鼎和铜壶盖。器物上刻有“左征”、“右征尹”、“西宫”等铭文，这些是燕都内府官署和宫禁的名字。

尤其是出土了带“燕侯载之莘锯”铭文的铜戈三件，燕侯载就是战国早期的燕成公，由此推测至战国早期临易仍是燕国都城。

文献记载，燕庄公27年，（公元前664年），山戎对燕国大举侵略，燕庄公不敌，向齐桓公求援。齐桓公向山戎大举反攻，最终得以保全燕国。

燕襄公元年（公元前657年），燕国自易都迁至蓟城（原蓟国国都）。正如《韩非子·有度》载：“燕襄王（公元前657－618年）以河为境，以蓟为国。”

在蓟城成为燕国的国都后，至春秋晚期，北方的戎狄各部又逐渐强大，迫使燕国又一次徙都到易。

燕昭王（公元前311年）时期，在易水高筑武阳城，是为燕下都。经考古发掘，在河北省易县境内发现约战国中后期的燕下都遗址，为燕昭王时所建。

此处城址呈长方形，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达4公里。城址分为东、西二城。东城分为宫殿区、手工业作坊区、居民区、墓葬区、古河道区5个部分。

西城为防御性的附城。据考证，在燕昭王时期，燕国的都城形成了“三都制”，即上都蓟城、中都（今北京市房山区窦店以西）和下都武阳城。

燕太子丹刺秦事败，秦将王剪、辛胜兵临易水，燕王喜战败后，不得不弃蓟城，率兵退到辽阳。5年后秦将王贲俘燕王喜，燕国亡，是时公元前222年。

蓟城之都今难确

蓟国在周武王褒封时的初封地史书无载。关于蓟国都邑、后沦为燕国都邑的蓟城，其地理的确切位置在历史文献中也记载甚少。

蓟城方位在现存历史文献中，始见于北魏时期杰出地理学家郦道元（？-527年）的地理名著《水经注》中。

《水经注》载:“昔周武王封尧后于蓟，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按这一说法，蓟城这个城邑名称的由来，因城内西北角的蓟丘而得名。

郦道元在编纂《水经注》时引用的历史文献多达480种，其中地理类的就有109种。

又因郦道元坚决反对“虚构地理学”，其研究方法重视野外考察的重要性，其书所载大量一手获得的真实地理信。

还因郦道元为范阳涿州人（今河北涿州市，距离北京不足百公里）；因此郦道元所标注的“蓟”在北京城内“蓟丘”，具有重要科学参考价值。

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在今北京西城区先后发掘出一批春秋至西汉的陶井，分布最密集的地区是宣武门至和平门一带，井底还发现汲水的水罐等生活用品，故可推断这是生活水井。

在这一带生活水井密集，说明当时人口稠密。据考古发现可推测，蓟城位置应在发现陶井最密集的今北京城西南部宣武门至和平门一带，但可推测年代仅为战国时期的遗存，并未发现更早的遗迹。

战国以前的蓟城完全没有史料或考古的证据。因此，西周时期的“蓟城”，有待考古发现确切的西周遗存才能证明。

关于北京城的历史渊源，至今可以明确的是建城之始。无论燕国还是蓟国均始自周武王分封，史学家们确定为公元前1044年，北京城由此有了3000多年的建城史。

虽然蓟国和燕国在西周初期分封之时是并存的，不可混为一谈，但所在之地均在现今北京辖区之内。

时至春秋战国时期，蓟衰燕盛，蓟为燕并，蓟国遂绝，才开始了燕国“以蓟为都”的时代，才有了“燕都蓟城”之说。可惜的是，蓟国都城蓟城的确切位置至今仍不确切，只有大致方位，而缺足够的史料考证与考古实证，由此留下一处史实之谜，亦平添一抹史学之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