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以强盛的综合国力，不仅建立了皇帝与“天可汗”的双重崇高地位，而且有足够的魅力吸引各国首领前来贡拜。

唐朝作为当时的“超级大国”，在这10点上堪比现代社会。

1、允许外国人入境居住

西域胡人中以昭武九姓的粟特人入居最多，在敦煌、肃州、甘州、凉州、原州、长安、洛阳等地都有其聚落，从西北辗转到范阳、营州等东北之地的粟特人也很多。

西安出土的康法藏、康志达、安万通、安元寿、米继芬、何文哲等人墓志中，都反映了昭武九姓在京师居住的情况。

尤其是在长安，做生意的西域胡人很多，比如到处卖酒的“酒家胡”、“胡姬”。安史之乱后，尚湖归途断绝，仅长安客省居民“常有数百人，多为粟特商人冒充回纥使者。”

广州、洪州、敦煌、登州、楚州、洛阳、扬州等城市也是外国人集中的地方。

因朝觐、侍卫、求学、传教、行艺、避难而入居长安的西域人也不少。如武德时期疏勒王裴纠来朝，拜为鹰扬大将军，“留不去，遂籍京兆”。

咸亨年间，波斯王子卑路斯因国亡向唐朝求助，在长安被封为右将军武威。随行的波斯王室成员和贵族有数千人，都居住在长安。

为了帮助唐朝平定叛乱，哲人部队也留在了中原。于阗王尉迟率五千人救灾，全部留在长安，并入唐朝。

唐政府对外国人移居中国，曾在开元二十五年（737）制定出专门的优惠政策。

规定归化中国的外来者，一方面具状送官府奏闻，一方面所在州镇给衣食并于宽乡附贯安置，另外，还可免去他们的十年赋税。

这对外来移民有很大的吸引力，是形成粟特、新罗、餐厅、波斯等移民社区的重要因素，如邓州的新罗府、青州的新罗阁以及敦煌、凉州的昭武九姓。

2、允许外国人参政做官

安国人安附国其父朏汗曾任维州刺史、左武卫将军，后迁升为右监门卫大将军，封定襄郡公。

安福祖籍左郎，左丞相，后被封为朱国使，为县开国功臣。

他的两个儿子分别是将军游前伟和庐州刺史，家族三代都在唐朝为官。乾康，一个来自康国的商人，唐玄宗时被授予安南都护的称号，后来他试图成为一个英雄，专门从事山南东路邮政。

高丽人高仙芝在唐官至开府仪同三司、武威太守、河西节度使，为唐开拓西域立过大功。

另一高丽人王毛仲，也官至辅国大将军、左武卫大将军，进封霍国公，曾是唐玄宗时皇家禁军的首领。

日本人阿部中马陆在中国生活了50年，并将中文名字改为晁衡。曾任左不缺、左三齐常侍、安南都护、镇南节度使、光禄大夫、谏官。

白孝德，龟兹人，战功卓著。他曾赴安西北院宿营，并在方耀、姚宁为官，刑部尚书封他为昌化公。

波斯人后裔李曾任化州刺史，还担任过古顾问、潼关防务、我军公使、工部校对大臣。

越南人姜公辅，在唐德宗时担任翰林学士，曾一度担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官居宰相。新罗人金允夫、金立之等也都在长安宿卫任官，金云卿曾任兖州司马、淄州长史等。

唐朝大胆起用外族和外国人入仕任官，采取“兼容并包”的用人政策，无疑是其国际性眼光的表现。

3、重用蕃将统军

来自昭武九姓诸国的更多，如安金藏、安禄山、史思明、康日知、李抱玉、李抱真、白孝德、何进滔、何弘敬等。此外，还有出身党项、沙陀、契丹等民族的蕃将。

这些在唐朝任职的武将，有的入朝听命中央调遣，有的为边疆都督、都护或节度使，担任一方军事长官。

唐玄宗在用32名外族将领取代汉族将领时，将他们视为支撑帝国国家建设的重要支柱，肩负着对内保护帝都，对外准备皇军的重任。

东突厥汗国的阿什那谢尔、铁勒的雪都、契丹的李楷古德、百济的沙溢忠义等。都在朝廷担任过帝国高级将领，连西域诸国、新罗、渤海的质子都颁给了帝国将领。

如婆罗门哥(北印度)、翟谭金刚、龟兹王子百晓顺、土霍洛(今阿富汗)那都里地仆罗、于阗尉迟生等。都留在长安朝廷当保镖，官员甚至是将军。

许多蕃将及其后裔被唐王朝“处之环卫，委以腹心”，不仅赐姓封王，赐婚尚主，而且陪葬帝陵，官爵世袭。

唐代的军事活动，动员了很多外来民族的“降户”或“归化人”，在蕃将率领下防守反击，这是唐朝“羁縻”政策为其国际战略服务的

4、法律地位平等

按《唐六典》记载，盛唐时有70多个国家与唐王朝经常往来，外国人在唐朝居住者众多，难免有违法犯罪现象。

唐朝对外国侨民在中国领土上所发生的法律纠纷，有专门的法律规定：

“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

《唐律疏议》解释，化外人，即谓：

“蕃夷之国，别立君长者，各有风俗，制法不同。其有同类自相犯者，须问本国之制，依其俗法断之。异类相犯者，若高丽之与百济相犯之类，皆以国家法律，论定刑名”。

这就明确表明，凡是外国人，同一国家侨民之间的案件，唐朝政府尊重当事人所在国的法律制度和风俗习惯，根据他们的俗法断案，享有一定的自治权；

而对于来自不同国家的侨民在唐境内发生的纠纷案件，则按唐朝法律断案，在法律地位上与汉人完全平等，没有特别的治外法权。

这种涉外立法，分别体现了当代立法的属人主义和属地主义的原则，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