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年的风雨兼程，洗去了铅尘。中国共产党(CPC)最初是一个只有50多人的弱小政党，在中国崩溃之际蓬勃发展。

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山河破碎，列强横行，民不聊生。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为中华民族的崛起选择了一条荆棘之路。他们聚集在上海，询问南湖的情况。在一艘船上，他们点燃了中国革命的点点星光。从此，国际歌从这里轻轻唱出，豪情从这里开始升腾。

在101岁开国纪念日即将到来的今天，我不禁想起了南湖诉述历史变迁、见证地球演变的那艘船。我想起了船上的年轻人是多么的热情和激情。

突然，一个想法和疑问从我心中涌起。当年，叶子在船上，而一大的那13位代表都从上海转移到了嘉兴南湖吗？他们都在南湖游船上参加完了一大的余下会议吗？那个带着新婚妻子来开会的广东陈公博来了吗？共产国际的两位代表马林等也来了吗？

真的，& quot一个疑问是无穷的& quot，这些疑惑让我不断拷问着这个历史关头的酸甜苦辣。简单来说，我带着这些疑问，把时间定格在1921年7月。

上海初声

因此，各种思想和学说在这里交汇，比如行会社会主义、实用主义、互助论、三民主义、无政府主义、地方自治论等等。.

其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开始关注、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正是由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传播，如李大钊、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等人。开始在中国扎根，最早的共产主义团体在各地诞生，并最终产生了& quot成立党的会议& quot李大钊与陈独秀之间。

于是，在浑浊了全世界的历史暗河中，那道光终于来了。

1921年7月23日，11位不寻常的客人来到上海法租界王智路106号。他们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之一，在接受了& quot千里之书& quot。其中就有来自湖南的毛泽东、何叔衡；湖北的董必武、陈潭秋；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山东王尽美、邓恩铭；广东的陈公博、包惠僧；留日的周佛海。如果再加上在此迎接的东道主上海的李汉俊、李达，即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创党会议的代表为13人。.

可惜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这两位发起建党的领袖都因为自己的原因没能去。当时身在广州的陈独秀正在为修建校舍争取一笔款子。他对好友包惠僧说，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于是，他安排包惠僧与会办报纸的陈公博，作为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一起出席一大。

碰巧，人在北京的李大钊也分身乏术。当时，他正主持北京八所高校“索薪委员会”的工作，整天忙着开会，也不能出席一大。.

两位领导人虽然没有出席，但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却是认真的。他们是38岁的荷兰人马林和23岁的共产国际远东局秘书处派出的代表，负责指导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

与前任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相比，马林的来头可大了，他是由列宁亲自推荐作为共产国际派驻中国代表的。

列宁在推荐信中写道：& quotSnev Park Jung Su(即马林)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前往中国，他的任务是了解是否有必要在那里建立共产国际的办事处。同时，指示他与中国、日本、朝鲜、东印度、印度、支那、菲律宾建立联系，报告他们的社会政治情况。"

于是，受此大任的马林，1921年4月从莫斯科动身来华，但直到6月3号才抵达上海。据作家叶永烈考证，马林从莫斯科出发后，先去意大利处理了一些杂事，然后又绕道斯里兰卡、新加坡、香港，最后才到上海。

正是因为他的行程安排，才使得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时间定格在了7月，这个炎热的夏天。也正是因为建党的成员有马林这位在西方世界挂了号的共产国际代表，才使得建党会议没有召开几天便遭到了租界警方的监视。

当初会场的规划本来是这样的。一切以安全为前提，也就是会议在异地召开。但奇怪的是，会议开始后，并没有提前计划，也许是因为很难找到合适的场地。因此，会议在李的家里举行，在法租界路106号的一栋两层小楼里。

“一大”会议的主要议程是起草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

在这两项进行讨论时，会议代表还是产生了激烈的争论的。如李汉俊和刘仁静两人意见就截然不同。李汉俊认为中国共产党目前的主要任务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支持孙中山革命，加入议会参与竞选。

而刘仁静则认为，欧洲的议会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中国共产党也不应该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中国共产党应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

很明显，他们的分歧一个是左倾，一个是右倾，一个只是认为共产党只能搞研究，搞宣传；一种认为需要武装暴动，像苏联和俄罗斯那样。

当然在前几天的会议上，还有一个问题引起了广泛的争议，那就是共产党员可不可以在现政府中做官。有人说可以，如陈公博；有人说不可，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党员怎么在资产阶级政府里当官呢？双方争执不下，最后大家商定的结论是：共产党员不能在资产阶级政府里做部长、省长以上一类的大官。

有意思的是，时年28岁的毛泽东，他的年岁刚好是13位代表的平均年龄。他本来是满腔热情来到上海，但等到他报到，却发现自己敬仰的导师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没有到会后，一时间心情十分郁闷。

“转战”南湖

会议争论归争论，总的来说在7月30日前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会议一共召开了6次，代表们就“一大”会议内容进行了多次讨论，如修改与讨论了党的纲领、工作任务等。就在会议即将收官之时，一场意外突如其来的。

7月30日晚上8点多，第6次会议正在召开之际，一个穿着灰布长衫的陌生人，即法租界的警探程子卿突然闯入望志路106号。他鬼头鬼脑地往房间里四下张望，然后便找借口匆匆离开了。

见此情景，经验老到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当即断定，此人来者不善，肯定是警局的密探。于是在他的要求下，会议立即中止，大家迅速撤离。

果然不出马林所料，代表们撤离后不久，法租界巡捕房的警探们就突袭了李汉俊家。警探在李汉俊家翻箱倒柜地搜查起来，所幸，在李汉俊机智的应对之下，总算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线索，警探们只得一无所获后便离开了李汉俊家。

很显然，会议已经不能在李汉俊家中继续召开了。那接下来的收官会议应该在哪里召开呢？大家一时议论纷纷。最后大家一致认为应该离开上海。但离开上海去哪里开呢？有人说去杭州西湖，但马上有人反对，认为那里人多不太合适。

最后，李达的妻子王会悟，见大家一筹莫展，便说了一声，要不干脆去她的家乡浙江嘉兴南湖。嘉兴距离上海只有杭州一半路程，而南湖离火车站又很近，湖上有游船可租用。到时租一条船在湖上开会，既安全又方便。

王会悟的话音一落，大家顿时一扫愁眉，一致同意前往嘉兴南湖继续开会。

于是，一番准备后，在8月3日的清晨7点35分，代表们坐上了一列从上海北站开往嘉兴的火车，开始“转战”南湖。

好了，在前文我作了一个长长的铺垫后，我们现在回到文章的主题，即这次我要深入探讨的关键点，即在接下来的嘉兴南湖游船上，13位中共代表，加上2位共产国际代表，都参加了南湖游船上的会议吗？他们中到底有谁没有参加南湖会议呢？如果细究清楚了这个问题，不妨还可以解开很长时间以来，一些党史专家及党史爱好者心中的疙瘩，即他们一直在执着追问中共一大代表到底是13人还是12人的问题。

那接下来，我就逐一分析他们15人中是否都参加了南湖会议。

首先说说两位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

由于法租界警察主要来查的就是马林，自然马林在这节骨眼上，不能再参加接下来的会议。这里有一份资料，以佐证西方国家对马林行踪的追查。1920年12月10日，英国驻华公使艾斯敦致函荷兰驻华公使欧登科，就马林此行的使命与如何阻止作了通报：

“兹接我政府电，谓某名为H·斯内夫利特者约（即马林，作者注）为荷兰人，确已负有荷属东印度（注：即印度尼西亚）进行直接的布尔什维克宣传的使命赴远东。电报命令我设法在他向英国驻华公使申请护照的签证时，阻止他得到签证。”第二天，欧氏回电：“几个星期前，我收到海牙外交部的一封电报，内称斯内夫利特接受莫斯科第三国际派遣去东方完成宣传使命，电报指示我提请中国政府注意。我已照办并补充说，如果当局认为拒绝斯内夫利特在中国登陆是可行的，我将不会反对他们这样做。”

虽然马林没有参加接下来的会议，但一大会议的内容主要是他主持参与制定的，到这时会议内容经过几次会议，已经确定得差不多，所以这时他不参加会议，已是问题不大。

可见，马林对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做出过贡献的，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一大会议代表们的路费，也都是由马林从共产国际带来的，每位代表100元路费。

那13位代表都参加了接下来的会议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有人没有参加。

由于前一天法国警探突袭了李汉俊的家，为了防范起见，担心警探再来他家，如果此时他又不在，这样反而会增添警探的疑问，于是大家决定李汉俊留在上海，以应对警探，故而他没有参加南湖上的会议。

陈公博这时的思想已经变得十分动摇。他本是一个世家子弟，他的父亲陈致美曾担任过广西提督。参加一大之时，他正在南方政府中担任“宣传员养成所”所长。所以在一大讨论中，他支持共产党人可以在政府中做官。他对中国革命的认识非常肤浅，对自己要信仰什么主义也没有定型。“一大”上代表之间的正常讨论，被他当作庸俗的互相倾轧，当时他就“起了伺机而退的心事”。

加之法租界的警探袭扰，也让他心不在焉。再又碰巧的是，他从李汉俊家回到大东旅社（他没有住在李达他们安排好的博文女校）后，正好赶上隔壁发生谋杀案。于是在两次惊吓后，陈公博连招呼都没打，就带着新婚妻子到杭州去了，根本没参加南湖开会。

到这里，我们知道了两位国际代表，李汉俊，陈公博，四人没有参加南湖会议，那是不是其他人都参加了南湖游船上的会议吗？讲清这个问题，我们先谈一谈最有争议的何叔衡。

何叔衡与一大

在我们的印象中，一大代表中董必武的年龄似乎最大，其实不然，他参加一大时才35岁，一大代表中年龄最大的则是何叔衡，他时年已经45岁，是一位清末秀才，思想进步，与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志同道合，开展革命活动。1920年冬，何叔衡与毛泽东共同发起成立了湖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正因为他的思想与行为，他被选上了一大代表。然而，今天，却有人不断地给他制造错案，说他没有参加一大，为了给大家讲清何叔衡，我们一起看看制造错案的依据。

一是根据1929年身在莫斯科学习的何叔衡写给董必武的信，他在询问“一大”开会的情况，董必武向他描述了南湖红船上的情景，据此推测他当时似乎不在红船上。

二是根据“一大”代表张国焘撰写的《我的回忆》一书的回忆：“湖南代表是毛泽东与何叔衡……在大会召开之前，几位主要代表还会商过代表的资格问题；结果认为何叔衡既不懂马克思主义，又无工作表现，不应出席大会……”

三是根据“一大”代表刘仁静在1979年接受采访时的回忆：“湖南两个人，即毛泽东、何叔衡。何叔衡有没有参加完会议，我记不清了。我那时年纪小，有的事我不知道。”

于是，一些党史专家及党史爱好者就据此三点推断何叔衡并没有参加一大。其实这是片面，不严谨的。

张国焘所说的“代表的资格问题”，根本是瞎说，原因一是当时全国本来就没有多少共产党员，一共才50多人，二是原本就没有代表资格审查制度，只有各地选派两位代表，这只是张国焘的偏见。

置于刘仁静所说的不知道，记不清，那也是真实，一是他年龄最小只有19岁，二来时间跨度半个世纪，记忆里的历史他不知道的，当然不好乱说，但最起码他说了一个事实，何叔衡是一大代表，只是记不清他有没有参加。

而恰恰是董必武自己在1929年写给董必武的信，询问南湖会议的具体情况，应证了何叔衡百分之百参加了一大会议。他为什么要询问南湖会议的具体情况呢，因为他的确没有参加南湖游船上的会议。

一个参加了一大上海的会议，没有参加接下来南湖的会议，这才是何叔衡这个亲历者的遗憾，所以他在当时革命稍有起色，在莫斯科学习之际，向同为一大亲历者的董必武写信打听南湖会议的具体情况，以填补内心的遗憾。这难道不是人之常情吗？

可是，今天，有的人却因此而一叶障目，粗暴、肤浅地断定何叔衡不是一大代表，这就是有的人不对了。何叔衡只是跟李汉俊一样，没有参加一大后期的南湖游船上的会议而已。在这里，我摘录一段谢觉哉《毛泽东乘轮船赴上海出席一大》的回忆文章，就清楚写明了何叔衡到上海开会的情形：

“1920年，何叔衡在长沙任通俗教育馆馆长，1921年6月，因为参加革命的缘故，何叔衡的馆长职务被罢免，“在移交馆务时，一个夜晚，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到他俩行动‘突然’。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

所以，先辈的历史功勋我们后人不能随意抹杀。就像毛泽东所言，何叔衡像一条牛，总是默默耕耘，他在党史上留下的痕迹不多。但他的革命事迹，却是惊天地泣鬼神的。

1935年，主力红军长征后，年近六旬的何叔衡被留在赣南。为了躲避国民党军队的步步紧逼，中央局书记项英派便衣队送何叔衡和瞿秋白等去闽西。不幸的是，他们在福建长汀暴露了踪迹，何叔衡遭遇不测，英勇就义。

南湖开创新篇

好了，说清楚了何叔衡，那一大代表的任何疑问就都讲清了。

现在，我们就可以确定一大后期在嘉兴南湖游船上参加会议的代表了。他们就是从会议开始到会议结束，一直都参加的十人：张国焘、李达、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周佛海、包惠僧。

到南湖后，李达的妻子王会悟，便已经雇好一只中号游船。船里摆着一张八仙桌，一桌酒菜，十几个人坐下一点不挤。

11点时分，十位代表纷纷上了船。王会悟一个人坐在船头，谨惕地看着四周。

正是在那一天，8月3号。在这艘南湖普通的游船上，中国共产党宣告庄严地诞生了。代表们一致通过了前期会议的讨论稿，即《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大会还一致选举陈独秀为党的中央局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负责宣传工作。毛泽东由于书法好，成为一大的书记员，可惜今天我们看不到一大会议的会议纪要原件了。

下午6点会议结束之际，十位代表还一起轻声呼起了口号：“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

就这样，谁也不曾料到的一个改变中国命运的大事件，在南湖这条小小的游船中发生了。这似乎又恰好响应了青年毛泽东的那首万丈豪情的《沁园春·长沙》：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这多么应景啊。在南湖的中游，10位青年人亮出来了历史的新声：中国共产党成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