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腔与丝路文化》：秦腔研究的新创获

             陈刚

（陕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陕西西安，710119）

在中华戏曲艺术的百花园中，秦腔艺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堪称民族审美文化创造极为甜美特别的硕果。作为源出陕甘等西北地区的戏曲艺术样式，秦腔植根于广袤的西部大地，展现异彩纷呈的西部风情，其传播区域正好叠合于古老绵长的丝绸之路，由此在其生长、成熟和传播的过程中，广泛地吸纳融合了东西方文化之交流对话涉及的各种艺术元素与文明因子。同时，作为古老的梆子腔系统的重要剧种，秦腔是中国传统戏曲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在戏曲艺术的发展、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大的孵化与推动作用，而所有这一切，又与秦腔成长壮大的基本文化土壤处于古代东西方交流的大通道即丝绸之路之上具有紧密联系。可以说，秦腔艺术的出现和传播，既是丝路文化的产物，同时又是中国戏曲艺术本身包容性与综合性的审美象征。这是我阅读焦海民的新著《秦腔与丝路文化》所获得的最基本的认识。

《秦腔与丝路文化》系“中国戏曲艺术与地方文化丛书”（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的一种，该丛书把戏曲与地方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将研究重点聚焦于“历史”与“文化”，通过对各剧种所处地域的历史文化分析，阐发各剧种鲜明的地域特色。《秦腔与丝路文化》正是深刻反映中国戏曲重要剧种秦腔与其所赖以生成的主要文化形态即丝路文化相互关系的富于创新性的学术成果。

进而言之，《秦腔与丝路文化》从唐代俗讲谈起，探讨了“变与皮影：小戏诸腔为先导”“神鬼之话与史传搬演”“唐宋时期关中戏剧与丝路所传文化”“丝绸之路上最早的戏曲声腔——西秦腔”“梆子与胡琴：融合与分途”等秦腔艺术生成和发展史上的关键问题。也就是说，该书并非仅仅探讨秦腔源起发展的戏曲史问题，而更多地是从文化交流与影响方面，发现戏曲在秦地的孕育、生长、壮大的历史状况，阐发、揭橥秦腔艺术生成的文化土壤与环境条件。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学术创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关于敦煌变文与秦腔。其核心是对该“变”字字义的理解。作者以为，仅以单纯的汉语字义解释难以充分表达，这是一个地道的经由丝绸之路而来的外来词汇，因此，对其含义的把握就显得十分重要。同时，借助于近现代重新发现的敦煌文献，特别是大量唐宋时人变文卷子，对长安与敦煌的关系也有了新的理解，并进一步激发了对秦腔艺术与丝路文化关系的理解。这一点，作者搜求、梳理了一些历史事实予以佐证：如敦煌莫高窟第220窟贞观十六年（642年）的题记和所绘帝王图，就出自唐朝初年长安的画样；敦煌保留的沙洲僧人悟真大中五年（851年）入朝时与长安两街大德唱和的诗集写本等等。这说明，长安到敦煌这一文化通道，不仅是丝绸之路的干线，也是各种外来文化进入汉地后逐步融入的路径，其之于秦腔艺术的历史文化意义自不待言。

其次，丝绸之路对于中国本土文化包括戏曲艺术的影响，并非全是佛教。当其时，除了佛教，还有三夷教，以及大量的西域音乐等艺术文化。如摩尼教与佛教在教义、实践中常常被混淆。具体到中国戏曲、到秦腔艺术，仅仅说受佛教影响显然不够，因此，冠之以丝路文化更为确切。更何况，大量进入中原的外来音乐，包括乐器，有的属于波斯文化，显然不属佛教文化。唐末五代变文受到压制，宋时渐渐式微，但在民间的口头演艺中却顽强存活下来。“‘变文’之名甚至留存于口头演艺中直至20世纪初。在老北京，有一个叫南方妓院的娱乐场。那儿的艺人据说来自中国南方。……最有趣的是她们的‘宝卷’演出，南方叫‘宣卷’，北方叫‘唱变文’。这后一名号如何保存了五个朝代直到20世纪是一个谜。”（参见梅维恒：《唐代变文——佛教对中国白话小说及戏曲产生的贡献之研究》，中西书局2011年）

再次，贯穿中国传统戏曲史之始终的目连戏，留在北方的一支更为古老。目连戏是佛教传入中国，由“转变”直接转换为戏曲表演的重要形式，最早出现在北宋都城汴梁，连演数日不辍，其中所承袭的不仅包括佛赞的七字句，而且目连戏之所以壮大，更是因为其紧紧依附于民间佛道传统融通的民俗节日活动，目连戏的表演给戏曲带来丰富的舞台表现（如剧目与各种杂耍技艺）。目连戏大戏小戏中均有表现，北方多在皮影小戏中，因之，陕西关中皮影特别引人瞩目，迄今仍十分活跃。华阴老腔皮影是该书关注的一个重点，其起源形成、演出体制以至新时代的转化等等，都具有相当丰富的文化价值，此正如华阴当地学者探讨老腔艺术的一篇文章标题所示：《从渭河号子演绎出的影戏神话》。受曾永义教授提出的戏曲史上悬而未决的“八问”启示（《戏曲源流新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第7页），作者在分析诗赞体不必一定晚于曲牌体出现的过程中，关于后来戏曲音乐所发生的从曲牌向板式的递变，作者认为，它应当是遵循中国戏曲艺术发展的一般规律，并主要发挥了著名学者王依群的观点，认为王氏的学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要从地方语音、民间音乐、特定乐器、演奏和演唱***等方面解读，不可偏废。

复次，变文系统之外，唐宋杂剧同样在陕西关中地区存在，其中一些重要的出土文物可以佐证，包括近年出土的五代时期宝鸡李茂贞墓伎乐砖雕、咸阳冯晖墓乐舞砖雕，最新出土的韩城盘乐宋墓杂剧壁画等等。这些戏曲文物展示出来的是陕西戏曲和中国戏曲具有同样的发展路径，而特殊之处则集中体现于陕西民间的影戏（或曰傀儡戏）中。这也进一步印证了著名学者孙楷第的观点：“秦腔演剧，虽不知始自何时，然其声自明以来，即与南北曲并行，似其来源悠远，上有所承，绝非晚近始出者，而观其词之句法体格，实与讲唱经文变文中之偈赞为近，疑其声本一系。”（参见孙楷第：《傀儡戏考原》，上海上杂出版社，1953年）

还有，关于秦腔的主要乐器，梆子和胡琴，既是文化交融的充分表现，也是秦腔后来分途的重要标志。两者好像乍一融合即告分手，而这于本质上可以作为探讨梆子与皮黄声腔的一种路径。该书提出，梆子、皮黄均属板式变化体，且同出一源。陕西境内第二大戏曲声腔剧种汉调二黄即属皮黄声腔，据考察，它是从西安地区被逐渐排挤出去的。因此，作者特别强调，关中故地早有二黄腔流传，堪称根深叶茂，而后来的许多人却忽视了或者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焦海民的这一著作《秦腔与丝路文化》之所以能取得这么多有价值的学术创见，是与诸多主客观条件密不可分的，比如作者本人宏阔的学术视野，丰厚的学术积累，掌握了不少鲜活的之一手资料，运用了较为先进的研究***等。这其中，尤其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焦海民对秦腔艺术、对传统文化的痴爱，对学术研究的执着，对人文精神所秉持的理想主义情怀。从该书所列参考文献可以见出，为了撰写这一著作，海民搜求、阅读、研究了数百部（篇）相关古籍、专著、论文、考古发掘报告，包括极为难得的手抄本文献资料等；从该书所附相关珍贵图片、图像资料等，可见海民查询、梳理、整合了许许多多的成果，做了不少艰辛的田野调查，不少工作仅靠个人一己之力根本难以实现，但他竟然都做到了。这里举一个例子：迄今发现老腔剧本年代最早的乾隆十年（1745）手抄本《空城计》，有两段诸葛亮的唱词极为特别，不符合一般唱词格式。究竟怎么唱，一直是个谜。老腔剧本为私人收藏，不轻易示人，此本尤其珍贵。为此，焦海民多次不厌其烦地走访已故老腔艺人张全生之子张新民，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终于有一次，张新民与另外一位老艺人共同反复琢磨，想起来张全生当年的唱法为“溜溜工尺”（好像唱一样的念出来）。在此基础上，焦海民认为，“溜溜工尺”应当是关中地区流传的一个俗曲的名称，这也印证了这类戏曲受宋元词曲影响的痕迹。

类似这类情况，书中有所反映，但相当有限。其实，在与作者焦海民本人面对面的交流讨论过程中，我知道，海民为了秦腔艺术文化研究，可谓全身心投入，矢志不渝。在我们所处的这样一个瞬息万变、急功近利的时代，焦海民却真正做到了“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从而给我们奉献了这样一部堪称新时代秦腔艺术研究里程碑式的著作。

这一著作，爱好戏曲、研究戏曲的人不容错过，爱好秦腔、研究秦腔的人不容错过，因为可以借此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爱好传统文化、研究传统文化的人同样不容错过，秦腔文化的前世今生，古老戏曲艺术的历史嬗变，在这一著作中得到了异常深入生动的勾勒、发掘。同时，因为从丝路文化这一新颖的视角探讨秦腔艺术，自然地，该书也成为丝路文化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

秦腔、戏曲自然不仅仅像该书中所呈现的就是这些，古老的秦腔、源远流长的民族戏曲艺术一路走来满是艰辛。但幸运的是，来自民间，落脚广阔的民族生活之土壤的中国戏曲；吸纳了多元文化，植根于多元文化的秦腔艺术直到今天还葆有鲜活的魅力。相信海民等当代学者富于学术价值的相关研究必将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挖掘包括秦腔在内的戏曲艺术深植于地域文化的基础、缘由，也必将对深化戏曲艺术研究、提升当代戏曲艺术的更新与发展发挥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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