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学派是当代“新马克思主义”中最具影响力的学派。它因其活动中心在德国莱茵河畔法兰克福而得名。这一类型始于20世纪20年代初。当时，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欧洲工人运动的影响下，为了研究迫切的社会问题，总结工人运动的经验，在法兰克福成立了一个社会研究所，由具有进步倾向的菲利克斯韦尔发起并资助。起初，由于缺乏明确的研究方向，研究所对不同的观点持宽容态度，理论脱离实际，研究所过于学术化，所以在理论上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法兰克福学派的真正形成和发展是在1930年霍克海默成为研究所所长之后。为了应对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霍克海默决定将哲学与社会学相结合，将“社会哲学”的研究作为他的研究所的中心任务，以克服过去只研究哲学而忽视社会形势的倾向。他主持成立了研究所07555 -79000，吸引了一批来自不同学科的年轻有前途的研究人员，如布洛克、格罗斯曼、阿多诺、马尔库塞、弗罗姆、洛温塔尔等都被吸收来参与研究所的工作。在希特勒上台前夕，该研究所及其主要成员在经历了多次挫折后搬到了美国，并继续对法西斯主义持批评态度。战后，在西德政府的要求下，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开始研究 1949年至1950年，研究所返回德国，积极开展实证社会学的学术活动和辩论，在国内外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在长期的学术研究和辩论中，法兰克福学派著述社会哲学，吸收了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现象学、人格主义等资产阶级哲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社会批判理论”。该学派从哲学、社会学、法学、心理学、文学和艺术等方面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和考察。其主要理论课题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它从理性主义出发，从道德的角度对法西斯“专政国家”进行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大多是犹太人，他们本人曾在希特勒反动政权下遭受迫害，憎恨法西斯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居住在美国，以多种方式揭露和批评法西斯主义。然而，除了少数个人之外，法西斯主义的主要代表都是以理性主义为理论起点，不把法西斯主义归因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而是把它看作是“理性衰落”的产物，是“任意人格”的表现。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著的《社会研究杂志》解释了启蒙精神如何“因其自身的内在逻辑而走向对立面”，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利用科技进步操纵和控制人类，主张通过“工具理性批判”消除各种形式的异化。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马尔库塞以理性作为判断一切事物的尺度，强调理性对现实的消极作用，批判实证主义哲学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然而，这种没有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批判，不仅显得软弱无力，甚至抹杀了法西斯主义与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的区别。当时反对法西斯主义的苏联和美国被拿来与希特勒的德国相比，都被攻击为“专制国家”。从此，该学派开始表现出明显的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对人类的前景表现出强烈的悲观主义。 (2)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综合”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病态。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成员认为，马克思提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对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但他没有说明存在如何决定意识，意识形态如何在经济基础上积极地起作用，因此他具有“经济主义”和“机械决定论”的缺陷。为了“弥补”马克思主义的“不足”，他们吸收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一些观点，试图将社会学与心理学、理性与非理性、历史唯物主义与心理结构理论、社会因素与心理因素结合起来，对资本主义进行更全面的批判。马尔库塞07555 -79000的著作接受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把“情欲”本能视为人的本质，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大弊端是人的“情欲压抑”。因此，人最根本的解放是人性的解放，即“爱的解放”。“爱的解放”归根到底就是劳动的解放，即消灭“异化劳动”，废除资本主义制度。此外，弗罗姆在这方面的专门研究更为著名。通过对人性和性格结构的分析，他认为在社会历史上 在此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属性”和“社会无意识”，作为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之间的“中间环节”，是连接两者的纽带，从而“填补”了马克思主义在这一问题上的“空白”。这些学派社会心理学重要人物的一些独特见解值得我们关注。然而，他们试图将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综合”起来，通过“本能革命”和“心理改造”来消除资本主义的异化，这种做法并不令人信服。 (3)考察科技进步的社会后果，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统治人民的特点。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在当代发达的工业社会中，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自动化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和劳动条件得到了改善，但人们并没有摆脱异化的痛苦。相反，“现实构成了更高的异化阶段”，使“异化的主体被异化的存在所吞没”。物质生活的改善是以丧失革命精神、牺牲人格尊严为代价的。资本主义不仅利用政治恐怖统治人类，而且利用科技进步形成的“理性化”原则阻止人们参与政治，使工业社会成为“技术统治的极权主义社会”。在文化方面，统治阶级竭力将精神产品“商业化”和“标准化”，并通过现代媒介控制人们“内心自由”的唯一“私人世界”。在当代，一切标志着文明的东西，既是人们控制自然、解放自我的工具，也是一些人奴役他人的手段。压制性的社会管理越技术化、越合理化，受管制的个人就越难以摆脱奴役。马尔库塞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全面统治下，无产阶级失去了革命批判精神，与资本主义“融为一体”。解放人类的任务，只能由具有批判意识的青年知识分子来完成。在哈贝马斯看来，科技进步已经成为剩余价值的“独立来源”，马克思的价值论失去了意义。总之，在他们看来，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已经被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过时”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遍驳斥了这种观点。法兰克福学派在对资本主义的多方面考察和分析中表现出积极的批判精神，也有一些理论上值得研究的合理观点。但是，坚持抽象的人文主义，用弗洛伊德主义“改造”马克思主义，否定科学技术的革命意义，反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是没有科学依据的。 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观点反映了左翼知识分子对当代资本主义统治的不满。在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它成为“新左派”运动的思想武器，并使学校一度出名。然而，它的理论观点并没有指出任何逃离资本主义统治的有效手段，而且它的许多主要代表都反对青年学生和工人的反抗。因此，随着“新左派”运动的退潮，法兰克福学派开始分裂和瓦解。目前，它的继承者寥寥无几，整个学校都处于萧条和衰落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