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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作品(梁作品：父亲与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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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春节前，我从北京回到哈尔滨。当时我已经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编辑，父亲已经退休。我父亲63岁退休。因为家里困难，单位很照顾他，三年后退休。

雪后的一天，父亲让我陪他把他从四川带回来的那斤茶叶再次送到他所谓的“好人”那斤茶叶刚带回哈尔滨时是绿色的，父亲再次带回来时是棕色的。父亲舍不得一再花钱买，就让四川茶厂的茶工把那一斤茶叶烘成干茶，这样就容易保存了。我提醒父亲：“如果互联网还在原来的地址，我就不用去了。为什么找不到就非要去？”

父亲表情深沉地说：“我们有了新地址。现在的地址是准确的，我们今天一定会找到他。”

在路上，父亲告诉我，文革开始后不久，他这个多次获奖的老建筑工人，被一封不知名的人写的信揭发为“伪满时期的汉奸特务”。因为父亲会说几句日语，而且档案里有在日本药店当服务员的记录，所以造反派对曝光深信不疑。

“他们把我的胳膊倒吊起来，折磨我，就像当年日本人折磨我们抗日的中国人民一样。他们不仅逼我承认自己是汉奸间谍，还逼我揭发其他汉奸间谍。铁了心要陷害我，打死我也不承认……”父亲说得很平静，我却听得惊心动魄。那是我一个“红五”的儿子万万没想到的。

我心疼地小声说：“爸爸，你当时承认了也没什么。英雄不吃眼前亏！”

父亲说：“那不行。如果我承认，1974年你还能上大学吗？如果我承认了，我们家不会突然变成‘黑五’家庭吗？你能一下子忍受未来的各种歧视吗？如果我承认了，还继续逼我揭发别人，我该怎么办？所以，当年我只能横下心来，把事情诬陷在我头上，打死我也不承认。”

父亲的话让我热泪盈眶。

我和父亲没有再去“权力之地”。我父亲带我去了郊区的一个墓地。一块木碑上刻着“一个好人”的名字。父亲说：“就是他，山东人。也是17岁去东北后，给了我很多爱。当时他给我介绍了一家日本大药房当服务员，我也经常向他反映日本人，尤其是日本兵去药房开药。当时我就猜到他是抗联成员。新中国成立后，他当了一个县的武装部部长。‘文革’期间，四川造反派来哈尔滨对他声东击西，希望他证明我真的是‘汉奸特务’。当时他自己进了‘牛棚’，却把造反派推上了绝路。他说你想从我这里得到的证词完全是胡说八道！所以造反派不得不结束对我的隔离审查，让你顺利上大学，我们家也不至于变成‘黑五’家庭。其实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喝茶的习惯，但是我要表达一下我的心意！除了茶，我没有更好的从四川带回来给他了！”

父亲把他从四川带回来的，退休后带回来的那袋茶叶和一瓶白酒，恭恭敬敬地放在了坟头上。

我说：“爸爸，我不能这样放在这里，会被看到的人拿走的。”

我不由自主地跪了下来。

我把白酒倒在茶包上，用打火机点燃。我和父亲一样，是一个不爱喝酒的人，也是一个不爱喝茶的人。

我父亲十多年前去世了。

如今，茶在中国已经成为人们之间常见的礼物，包装也越来越考究，甚至到了不必要的奢侈的地步。

今天，我经常回忆起我的父亲和茶，我们全家和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