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理论基础是“天人合一”。古代认为“天”与“人”，“自然”与“人造”是一体的。这个理论是战国时期子思和孟子提出来的。

后来中国汉代思想家董仲舒提出“天人合一”论，成为当时君主获得统治合法性的一个依据，也是儒生制衡君主的思想工具。

什么是“天人合一”？明代宋濂《序》 :“凡意在修身养性的道理，知识贫乏的一面，天人感应的机会，生死的等待，都要写出来。”

这其实是中国哲学中关于天人关系的唯心主义理论，指的是天意与人事的交感对应。

认为天道可以干预人事，预知灾难，人的行为也可以诱发天道。换句话说，如果天子违背天意，不仁不义，天上会有灾难来谴责和警告；如果政府是合理的，人民是和平的，天将发送吉祥的迹象来鼓励他们。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世英曾撰文探讨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其中引用了董仲舒的：天与人交往的思想，所以人的道德或不道德，会受到上天的奖励或惩罚。

关于“天人合一”的解释，主要有孔子说、墨子说、东施说。

儒家认为天人感应思想的起源最早见于先秦古籍。《洪范》说：“苏，时冷，若正，时柔”，认为君主的施政态度可以影响天气的变化。这就是天人感应思想的萌芽。

盛行于春秋时期的占星术，根据天体的运动推测人事的吉凶。后来，汉代董仲舒继承和发展了阴阳思想，使天人感应理论走向成熟。

战国末期，阴阳大师邹衍“深观阴阳之讯，而作奇变”，使天人合一的思想趋于系统化。

到了墨子，他认为：“天佑爱利人者，天谴恶贼者。”董仲舒学说的形成也吸收了墨子的天罚思想。

《春秋繁露郊语》也认为要祭天，好像要谨慎侍奉自己的君主。

不小心侍奉君主，恶就从最明显的地方发生，不侍奉天庭，恶就从最看不见的地方发生。

自然灾害的发生是没有原因的，就这样悄无声息的发生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君主的惩罚和天罚就是线性和不可见性的区别。

《墨子天志上》墨子认为人只知道不应该得罪父母和君王，却不知道不应该得罪天。他们只知道小道理，不知道大道理。墨子认为“天欲仁义，恶欲不义”，奖善罚恶，所以人不得不服从天意。

《墨子天志中》墨子论证了顺从天意富国强兵的理想形象，以及不顺从天意带来的弊端，例如以古代暴君为例进一步深化自己的论点。

《墨子天志下》年，墨子将兼爱的思想与天志的思想联系起来，指出天意就是兼爱天下人，呼吁君王服从天意，兼爱天下人，这样才符合真正的仁义。

胡适还认为，天人感应论来源于墨家的“天志论”。董仲舒吸收了墨家的天道观，为其儒家体系的构建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董仲舒在这一前人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学说。董仲舒将“天”人格化，认为天是人的本性

正是因为这种观点，“政治断层是灾难的根源”。在古代，遇到灾难，如地震或久旱，皇帝都要发出“告罪书”，声称自己无才无德，避庙、减饭、自责、求情或赦免罪犯，并要求上书说实话，以弥补自己的过失。

天人合一思想在中国古代君主的治国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我国学者韩笑曾统计过，汉朝15位皇帝共犯罪：起，其中汉武帝宣帝犯罪8起，汉元帝犯罪13起，汉成帝犯罪12起。

在董仲舒的思想中，天人关系是其神学目的论体系的核心。人与自然之间的感应主要有两个方面。1.灾难报告说，自然灾害是由统治者的统治失误造成的。

“一切灾难，皆生于丧国”。天子违背天意，不施仁政，天降祸事，天罚。如果你“谴责它而不知道它，你害怕它。”

《天人相象》说“天有阴阳，人也有阴阳，天地殷琦因人的殷琦而升；人民的殷琦升起，天堂的殷琦也应该相应升起。其道也是一。”

这种说法以气为天人的中介，认为气具有惩罚道德的功能，“阳为德，阴为刑”。

同时，人的道德行为也会引起气的变化，相互诱导。有说“治天下民，平而正，炼天地，化万物为美；天下若乱而民善，志若骄，气若反，则天下必伤，气必祸。”

董仲舒把“天”塑造成了至高无上的神，用“天人感应”的理论限制了无限的君权，为令尊的尊崇和统治找到了理论依据。在董仲舒的作品中，上述两种说法是相互交替结合的。

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限制了皇帝的私欲和权利，为整个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做出了重要贡献，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