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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石爱华

广州市黄埔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2月7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的“新十条”及 《分级诊疗工作方案》 ，明确了具备居家隔离条件的无症状感染者和轻型病例一般采取居家隔离措施。其中接种疫苗、重点人群摸底、分类管理以及分诊工作，目前已由基层医疗机构来承担。

新政之下，一些感染人数正处于高位的城市，其基层社区医疗机构也迎来了新一轮挑战。

截至12月10日，北京市有349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放接诊发热患者；天津市卫健委推荐居家治疗人员就医首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辖区264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卫生院，均开设发热诊室。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也相继出台相似政策。

多位社区医生在采访中提到，抗原阳性的感染者在初期大多会有's恐慌让社区医院的电话频频“打爆”。广州越秀区一位社区医生说，他不仅负责“追日”任务，还承担着疫苗接种、特殊病人监测等工作。“有时候觉得一个人拆成三个人还不够。”

面对新的变化，社区医生们也在尝试各种方法来应对这些“突发情况”，一位社区医生在接听抗原阳性感染者的咨询电话时直言：“感染也不用担心，该吃饭吃饭”；在帮助急需就医的病例对接医院未果的情况下，社区医院做主，直接开车将病人送到了最近的定点医院。

12月8日，黄浦区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吸入性疫苗接种。

“我首先感受到的是居民的恐慌。”

“你好，我家人自检了抗原，刚才好像是阳性。我现在该怎么办？”

12月8日晚11点，也就是“新国十条”发布的第二天，广州市黄埔区夏港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邓田医生，已经数不清一天接到多少自测抗原阳性居民的电话。这些来电者大多是无症状或轻度患者。

他告诉打电话的人，如果有发烧、喉咙痛等症状，就直接去社区医院看病，医生会对症下药。"如果没有症状，他应该照常工作、休息和吃饭."

方仓医院的撤销，将新冠肺炎的治疗压力转移到了基层社区医院。“政策调整后，我们基层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邓田说。他感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居民们更加害怕。他的手机24小时接到抗原阳性居民的电话，即使没有症状，大家也想向社区医院求助。大部分电话都是要单管核酸，总是想证明自己是“阴性”。

在多次咨询电话中，邓田感受到的恐慌感远远大于奥米克隆感染者本身的感染症状。他甚至劝说打电话来的居民不要随意检测抗原。面对居民打来的电话，他有时会用平实的中文劝说：“不要天天检测抗原。这种病毒现在已经没有致病性了。感染了也没关系。你明白吗？”

黄埔区夏港街社区邓田医生的遭遇，也发生在广州越秀区。

越秀区北京街卫生服务站的黄翔医生说，现在居民在家检测抗原，没有必要向社区报告阳性结果。即使他们有，他们也无法管理他们。“太多了。”

黄翔医生说，一些自测抗原阳性的居民要求上门核酸检测，他只能放回去。现在抗原阳性的人名单已经排了好几页了。服务站甚至不能服务核酸检测阳性的患者。北京街头生活着3万多居民，一天就有50多人核酸检测阳性，12月份以来已经检测了200多人。

邓田医生也提到，目前社区医院的大部分精力还是在“核酸阳性”感染者身上。在广州，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医护人员给核酸阳性的居民贴上了门磁，同时送上了一个“爱心包”，里面装着连花清瘟、小柴胡颗粒等中药和几种退烧药。阳性者居家隔离的第六天，卫生服务站的医务人员会上门采集核酸。如果核酸呈阴性，隔离会立即解除。

邓天医生和他的同事们负责这些病人在家里的医疗需求。“我们从一个战场(避难所)转移到了另一个战场(社区)，对我们来说，这个战场的压力更大。”

“第一次上门，我们会做健康检查，看他有没有潜在风险。”邓田医生说，他每去一个家庭，都会记录下每个家庭成员的年龄，是有基础疾病还是精神疾病。“我们还需要送一本医学指南，让他们对这种疾病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在黄翔医生服务的卫生站，甚至有一名专家负责精神疾病。精神病人一旦患病或者需要就医、开药，黄翔医生也会联系卫生卫生局，由卫生卫生局的人送到精神病院治疗。

爱心套餐由

对于家中出现发热等症状的一般阳性患者，社区医生会建议先在家服用退烧药。真正让社区医生紧张的是一些“特殊人群”就医。

广州市海珠区江海街卫生服务站的杜鹃医生，负责辖区内阳性家庭成员中的“特殊人群”。据她介绍，江海街道包括老人、儿童、孕妇和需要透析的阳性“特殊人群”，加起来大约有300人。

根据轻重缓急程度，杜甫医生对这些特殊病人的出诊时间从三天一次到一天一次不等。忙的时候一天要走访十几户。当这些患者出现危及生命的症状时，如冠心病、脑血管病、突发疾病等，

11月底的一个早晨，大概6点半左右，杜鹃接到一个电话，说一名阳性老人在路上晕倒了，“去的时候我还是挺担心的，”这是杜鹃第一次近距离接触阳性患者，在此之前，她原本只负责社区医疗保障的基础性工作，无需与阳性感染者面对面。

“我怀疑老人就是脱水了”，杜鹃到了现场之后，立刻给老人测了血压、血糖，指标显示正常后，她开始给老人打针，并用衣架吊起一袋盐水，给老人补充一些液体，慢慢地，病人好多了。

与此同时，杜娟的同事开始呼叫120，但打过去一直占线，杜娟和同事在病人身边一直等到8点，120救护车才赶到。“特别难呼叫”。

那天早上8点半，杜鹃再次接到电话：“又有人昏倒了”。当时，社区里唯一的急救箱在她的手里，医院领导紧急找人骑了电动车接她，一起赶往居民家中救治。

那是一个4岁的小女孩，身有残疾，核酸阳性。杜鹃给她测了血压、血糖，数据都还好，只是人的意识不太清醒。杜娟说，自己现场救治的同时，社区的领导一直在给卫健委打电话，帮忙联系可以就诊的医院，但由于小女孩的病史尚不清楚，很难协调到合适的医院。

“她是住在三楼的，还是一个挺小、比较胖的小女孩，”杜鹃说，因为涉及转运，人手不够，警察也带着担架赶来，“我们4个人一起把她抬到外面。”

当时，杜鹃给女孩打针输液，注射了一袋生理盐水后，女孩仍没有转好。因为始终没有协调到合适的医院，社区医院领导做主，直接开车20分钟，把她送到了最近的新冠定点医院——南方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医院。

类似的紧急情况还有很多，杜娟的辖区内有一个需要定期做血透的病人，在前一天已经血透完了的情况下，第二天核酸测出是阳性，并开始咳嗽，“然后可能是引发了其他的一些并发症，他整个人就陷入了昏迷。”杜鹃接到求助后，紧急上门给这位病人检查，发现病人意识已不清醒，虽然及时送到了定点医院，但最后这名病人还是情况不好，又进了ICU。

广州一家社区医院的分诊台‍‍‍‍‍‍‍‍‍‍‍

下派基层的医护人员

在复查核酸、特殊病人监测、注射疫苗、分级诊疗的多重工作下，人力成了社区医院最直接的问题。

“一个人劈成三个人来用都不够了。”广州市北京街道卫生服务站的黄祥医生说。在广州的基层社区卫生所，大多实行两班倒。8点到下午6点一班，6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一班，忙不过来时24小时上也是常有的事。

江海街道的杜鹃医生也提到，已经连续40多天没有休息。杜鹃的同事说，阳性居家的患者有不少都有发烧以及上呼吸道症状，挨家挨户给他们送药是卫生所工作人员的重要工作之一。“白天的话，一个人大概要去10到20户不等。有需要日常用的降压药、降糖药，也有需要感冒药、发烧药的。”据杜鹃的同事说，江海街道卫生所白班有5人，需要给十多人送药。除去这项工作，社区医院另一项繁重的工作是“追阳”。

所谓的“追阳”是筛出混管检测中的阳性病例。黄祥说，现在社会面的核酸检测都是十混一甚至二十混一的混管检测，“假设有一个20混一报出，我们就要追着这20个人，落实每个人的单管核酸。”追阳的过程需要投入大量人力，但是黄祥所在的北京街道卫生服务站只有30来人，光是“追阳”这项工程就要耗去了一半以上的人力。

还有一项工作，是黄祥现阶段的工作重心——给老人打疫苗。一些有意愿打疫苗的老人不愿意或者不方便下楼，居委会就会委托社区医生上门。黄祥最近觉得，接种疫苗人突然变多了，每天都要接到居民电话主动要求打疫苗。据黄祥介绍，目前广州市越秀区北京街道65岁以上老人的接种率达到了81%。

“各种物资还是够的，主要是人力不够用，因为我们已经连续40多天上班没有休息了”，黄埔区夏港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邓天医生说，“现在最缺的是儿科医生，因为小孩生病家人最紧张，要求就医的多，但每个医院的儿科医生都少。”

杜鹃觉得，新政策初期，大家都还处在一个适应都阶段，节奏平缓下来，还需要一段时间的过度。

杜娟的一名同事负责接电话，他们辖区负责2.5万名居民，卫生站有4台电话用来接听居民们的问询，即便如此，还是有居民因打不进电话而直接找到卫生站，“如果你坐在电话旁，你是没时间去上厕所、喝水的，虽然你一直在接电话，但还是有很多人抱怨电话打不进来。”杜鹃的同事说，每个社区医院都是这样。

其实，缓解社区压力的措施也一直在进行。杜娟说，自己本是广州市一家综合性医院的医生，10月29日才被派到基层来支援，“被下派社区时，医院提出的时间是3至6周。”

杜鹃说，与她同院同一批次下派基层的医生有10名，据她所知，她已经是医院下派的第四批医护人员，她听说后面还要再加派，至于自己何时可以回到原来岗位，杜鹃也不确定。

（应受访人要求，文中邓天、黄祥、杜鹃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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